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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對當代文學的價值

作者:雷恩海來源:文藝報發表于:2014-10-17閱讀:
  文學的發展,乃繼承中的創新。沒有繼承,則無創新。劉勰說:“文律運周,日新其業。變則堪久,通則不乏。”變乃創新,通為繼承,立足于繼承的創新,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、永不匱乏的創新。傳統文學乃非常重要的文化載體,為華夏民族之精神瑰寶。創作固然來源于生活,但不能離開傳統文學的滋養,因而,如若希冀當代文學創作有所發展,有所突破,創作出偉大的文學,則不得不植根于華夏民族文化的土壤。緣此可知,重視傳統文學優秀品質之繼承,乃當代文學創作的不竭源泉。

  傳統文學能夠為我們提供什么樣的經典質素?首先,傳統文學承載著民族精神,那種注重文學的現實性、重視文學的精神品性、追求真善美的文學本體觀,是當代文學創作所應該繼承的。司馬遷創作《史記》而彪炳史冊,“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”——旨在表達對天地自然、社會歷史、人類生活的獨特認知,考稽其興廢成敗之理,這一指導思想乃其獲致巨大成功的關鍵。其實這也正是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。文學創作強調有感而發,有為而作,要有現實的針對性,表現出強烈的入世精神。作家要有對社會、生活的深切關注與體味,表達向上的力量,追求真善美。

  人屈原有著強烈的入世精神,正道直行,竭忠盡志。他信而見疑,忠而被謗,卻仍然無法忘懷故國,“長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艱”,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雖九死其猶未悔”。《離騷》一詩,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創作出來的。杜甫歷經艱辛,掙扎于“戰血流依舊,軍聲動至今”的亂離之中,始終秉持“窮年憂黎元,嘆息腸內熱”的情懷,對社稷民生致以深切的關注,“致君堯舜上,再使風俗淳”。即使被尊為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”的陶淵明,穎脫不群,因為還有著對社會人生的深切體驗,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,才會棄官歸田,勤勞自食。陶淵明思想的高度,使是其詩文“文體省凈,殆無長語;篤意真古,辭典婉愜”。

  緣此,劉勰提出對文學本體的認識:“心生而言立,言立而文明,自然之道也。”“言之文也,天地之心哉。”“寫天地之輝光,曉生民之耳目。”文學應該承載傳播思想、開啟民智的使命。“文者所以明道,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、務采色、夸聲音而以為能也。”傳統文化所形成的“天下主義”,追求人生、社會的真善美,開創太平盛世。這樣的思想,主導文學本體,成為其主要內核,文學之使命是偉大的。劉勰說:“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,乃道之文也。”顯然,承載傳播思想、開啟民智,乃文學本體的一個重要內容,也是成就偉大文學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性。

  其次,傳統文學經典倡導為文要有針對性,有感而發,要言之有物。孔子曰:“我欲載之空言,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所謂“見之行事”,即通過具體事件的敘述,在生動形象的敘述中,寄寓褒貶,當理切事,鮮明生動地闡明主旨,以積極的藝術感染力,吸引讀者、感染讀者。

  文學內容的表達,需要堅實的“材料”來支撐。所謂“材料”,就是漫長的社會歷史文化所積累的豐富智慧、文化積淀。從經典文學來說,運用“材料”,就是注重歷史文化的延續性。《文心雕龍》曰:“事類者,蓋文章之外,據事以類義,援古以證今者也。”顯然,事類,并非僅僅指用典,而是泛指前代歷史文化的豐富積累,側重于歷史文化的延續性。熟悉豐厚的歷史文化,提要勾玄、細大不捐、沉浸濃郁、含英咀華,作為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基礎。如古典詩詞創作,即使比較偏重抒情性,也往往特別注重運用典故,而典故乃歷史文化的凝結,具有豐富的意蘊,如杜甫《望岳》“會當凌絕頂,一覽眾山小”,化用孔子“登東山而小魯,登泰山而小天下”,使得詩人之理想情懷表露顯豁,卻也不無含蓄之美,也使得詩歌具有充實的藝術容量和頗大的藝術張力,其感人也深。其它文學樣式,如戲劇、小說,往往取材于前代,踵事增華,使之更為豐富多彩、意蘊深厚,體現出一種文學的延續性及開拓性,往往取得空前的藝術成就。如唐人對《文選》的學習,積累了豐富的文學素養,鍛煉了嫻熟的藝術技巧,開創了落盡豪華而見真淳的唐代文學。

  有些當代文學作品,忽視了對文學經典的繼承,往往缺乏對傳統文學、思想、文化、生活的同情之了解,非常隔膜。此類內容,即使作為文學創作的“材料”之一,也很難出現于當代的文學作品之中。當代文學創作出現了想得太多、寫得太多而讀得太少的弊端,許多作品結構相仿、內容相似,陳陳相因,“所謂陳言者,每一題,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”,了無余味,貧乏蒼白。其實,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,前代文學往往是后來文學的滋養,或者作為進一步創造的“材料”,如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是在話本、講史的基礎上發展而成;《紅樓夢》與《金瓶梅》有著密切的演進關系;《聊齋志異》說鬼怪、刺人世,入木三分,與前代志怪小說、唐人傳奇,一脈相承;其文學語言的典雅、簡潔,兼有駢文和古文的優長。戲曲如《西廂記》《長生殿》,更是《會真詩》《鶯鶯傳》、董解元《西廂記》和《長恨歌》《梧桐雨》的新變,脫胎于前代而獨具自家面目,是戲劇史上的典范。至于詩文詞曲之積累豐厚,別創新局,自不待言。而我們即使寫一些小文章,幾乎不能汲取經典文學的奇葩,作為寫作的材料而化用自如。這樣的狀況,呈現出當代文學創作的貧乏與蒼白,割裂了歷史文化的延續性。其實,前人在這個問題上有著很好的經驗,柳宗元說:“本之《書》以求其質,本之《詩》以求其恒,本之《禮》以求其宜,本之《春秋》以求其斷,本之《易》以求其動。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參之《谷梁氏》以厲其氣,參之《孟》《荀》以暢其支,參之《莊》《老》以肆其端,參之《國語》以博其趣,參之《離騷》以致其幽,參之《太史公》以著其潔。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。”顯然,柳宗元重視經典文學,并視之為后來文學創作的不竭源泉。

  其三,傳統文學經典的辭章之美,理應由當代文學繼承與借鑒。漢字乃形、音、義構成的復合體,漢語言天然地具有形文、聲文、情文之美。《文心雕龍·情采》說:“立文之道,其理有三:一曰形文,五色是也;二曰聲文,五音是也;三曰情文,五性是也。五色雜而成黼黻,五音比而成《韶》《夏》,五性發而為辭章,神理之數也。”形文,指語言文字的色彩之美;聲文,指聲律之美;五性,乃情感之美。在劉勰看來,講求形文、聲文之美,是為了更恰切而生動地表達情文之美;此乃自然而然,符合“為情而造文”的主旨——語言文字乃表達思想情感之需要。自白話文運動以來,追求語言的通俗化之同時,往往忽略了形文、聲文之美,單一地追求情文之美,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。事實上,情感思想的表達,需要完美的形文、聲文之恰切配合,達到韓愈所說“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”。而駢儷與散行的交錯運用,可以使句式整齊而富于變化。“凝重多出于偶,流美多出于奇。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,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。”駢散結合,要善于融鑄古今語言,簡約精辟,使文章氣勢宏博。姚鼐說:“文者,皆人之言書之紙上者爾,在乎當理切事,而不在乎華辭。”要之,語言的典雅或簡潔,是文學經典留給后世的豐厚饋贈。

  辭章,不僅僅指語言文字,還包括結構篇章。結構篇章乃為文之關鍵,應注意“首尾圓合,條貫統序”,即講求思維的一致性與周密性。劉勰論篇章結構,有曰:“何謂附會?謂總文理,統首尾,定與奪,合涯際,彌綸一篇,使雜而不越者也。”要求“首尾周密,表理一體”,因為此乃“命篇之經略”。清代桐城派講求義法,方苞說:“《春秋》之制義法,自太史公發之,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。‘義’即《易》之所謂‘言有物’也,‘法’即《易》之所謂‘言有序’也。‘義’以為經而‘法’緯之,然后為成體之文。”顯然,是將思想情感內容與藝術形式并重的。而“法”則指文章的結構布局之先后與層次之銜接,還包括對所寫人、事的恰切剪裁,以突出其特質,“所載之事,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”。如若忽略篇章結構之經營,則如劉勰所說“若術不素定,而委心逐辭,異端叢至,駢贅必多”。就辭章而言,經典文學,無論長篇或短制,都很重視篇章結構的布局經略,或體制宏大,氣勢恢弘;或精約簡要,有尺幅千里之勢,頗值得學習借鑒。而且,即使是實用文體,傳統文學亦頗注意于其篇章結構、材料運用、語言藝術的文學性。

  桐城派大家姚鼐說:“天下學問之事,有義理、文章、考證三者之分,異趨而同為不可廢。”姚鼐欲兼收并蓄,融通三者為一。如果不僅僅膠著于桐城派的古文理論,而將其內涵擴充:以義理為承載思想、開啟民智、培養精神品性的文學本體;以考證指文學寫作的“材料”,承載歷史文化的延續性;以辭章(文章)指文學之結構篇章和藝術性。那么,經典文學的基本質素所提供給我們的,則是民族文化的精神、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、優美的語言和精密的藝術追求。反觀一些當代文學作品,輕視文學本體的追求,缺乏高遠的精神品性,內容上幾乎割裂了社會歷史文化的延續性,不能自如地運用豐富的文化積淀和智慧,而且結構粗疏,語言粗陋貧乏蒼白。這些皆阻礙了當代文學的發展,削減了當代文學的內涵和精神品性。

  當代美國極富影響力的文學理論家、批評家哈羅德·布魯姆,著有《西方正典: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》,旨在尋找并論述西方文學的經典。布魯姆選擇并品評了26位作家,指陳其偉大之處,乃“是一種無法同化的原創性,或是一種我們完全認同而不再視為異端的原創性”,并且說:“傳統不僅是傳承或善意的傳遞過程,它還是過去的天才與今日的雄心之間的沖突,其有利的結局就是文學的延續或經典的擴容。”西方文學,正是對前代優秀文學的延續、擴容與超越,其經典質素始終一脈相承,不曾間斷,希臘文明、《圣經》文化,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及藝術品性,或隱或顯地傳承著,故而能夠持續不衰地造就偉大的文學。相反,有些當代文學創作離開經典文學的滋養太久了,而今我們的文學創作,必須重新審視傳統文學的經典質素,植根于華夏民族文化之壤,很好地繼承借鑒,融會貫通,才有創新可言,方可創造出偉大的文學。(來源:《文藝報》 作者:雷恩海)
關鍵詞: 文學 中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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